分类： 冷反思

应该吗？不应该。

看了原作小说之后，我觉得《刺猬》算是个改编得不错的电影。原作的篇幅有限，记述顺序又比较跳脱，电影首先是把时间线理了一遍，然后在关键事件里补充和修改细节。葛优的演技没得说，片子的摄影、美术也都做得很好。

90年代的沈阳对我是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没有实际经历过，总是隔着一层纱。我一直觉得口语文化在东北很重要，比如评书、小品、酒桌上的故事会，突然发觉还有另一种没那么明面上的媒介 —— “传说”。传说哪个中医厉害、哪个补习老师很牛、哪间寺庙灵验、哪家烧烤好吃（而另一家不行，还多半混了老鼠肉），讲者听者都深信不疑。我们都活在彼此的话语里。

我喜欢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它隐约揭开了一些更底层、更微妙的问题。一些所谓“东北文艺复兴”小说常常会比较浪漫化，问题是时代的，爱情/友谊是美好的，家庭是避难所，“传说”是刺激且超现实的、负责提供一点悬疑张力。《刺猬》把这些泡泡一个一个都戳破了，家庭非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场所，反倒变成了产生冲突、激化矛盾的空间；民间信仰不提供任何猎奇故事，而是显现为一股现实而强硬的外力，粗暴地创造、解释和介入“非正常人”与他们的生活。

电影改编除了淡化文革、自杀等元素之外，最重大的调整应该是在出马仙这条线。赵老师治周正的一场高潮戏，在电影里“我”死不认错，借王战团之手报警，对“迷信”是全面批判的态度（刺猬肉不能治好腿上的疮似乎也是这个道理）；小说里更复杂一些，面对咄咄逼人的赵老师、家庭与周遭长期的贬损与不理解，十几岁的少年竟主动喊出自己的条条罪状。这场作法既是规训，又是释放，是受控制的癫狂，最终冲开了卡住“我”的生活。

疯子和神仙都是不可说之人，东北的近代疯癫史大概会是很有意义的课题。我同样喜欢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也展现了一班可爱的痴人。唐老师和王战团会有得聊吗？只可惜这里是人间。

最近在看随机波动编的那本《格》，被一篇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文章《痛苦和笔》引发了一些问题和苦恼。费兰特是意大利小说家，本文选自来自她2021年在博洛尼亚大学 Umberto Eco 讲座的讲稿，收录在书《页边和听写》（I margini e il dettato）中，中文版由陈英翻译，并配以绿鸭创作的插画。讲座已经在YouTube公开，并非由她本人登台演说，而是请了一名演员Manuela Mandracchia 代劳。

讲座的主视觉和书的封面一致，图中一名小小的黑衣女子站在巨大的稿纸上，脚尖抵着一条似乎代表页边的红线，纸外便是黑暗的虚空，正对面的空中两个白色的光点好像眼睛一般注视着她。

在《格》这本MOOK里，本文以黑色的宋体字印刷在粉色的彩纸上，翻起来有种亲切感。同样有两道红色的竖线划出半页纸宽的空间，除了引用之外的正文都印在这两道边界线之间。读到这篇文章，已经是《格》的第III部分，格的存在越来越抽象，从几何概念到物质文化、再到人受到的控制和规训。而这篇处理的是关于写作，或者说身为女性要怎样写作的问题。

费兰特从一个小女孩向她展示自己的“书法”写起，谈到长大后越写越整齐、规矩的过程，但同时又“感受到一种失去、浪费”，因为写出的文字总是无法准确地捕捉脑内所想。于是她求助于大量的阅读与模仿，却逐渐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男性的文学传统之中，被男性作者的价值判断左右——“假如我觉得自己写得好，我就要向男人那样写作。” 但她感到这样远不能表达自己，于是开始寻找另一种打破常规的、由内心激发出来的写作方式。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几周评作业的经历。几十篇千字上下的英文小论文读毕，少有真正觉得不错的。班上的同学多成是女生，是否因为我本人的男性视角而做了不够客观公正的判断？男生的作业也没有让我更欣赏一些，我是不是又借着男性的写作传统与标准来审视他们的文章？幸好我的评分只是给一位女性任课教师加以参考，但那些男性的任课教师又要如何平衡这种视角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制定明确的评分标准。作为课程作业，文章要证明学生从课堂讨论与阅读材料中学到了东西并有所反思；作为一篇独立的议论文，要有清晰的主题和结构、严谨的论证、原创性的思考。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要评判主题有无新意、论证是否使人信服，如此种种的价值判断到底有没有超脱“男性写作传统”所制定的标准呢？

再想下去，就必须先搞清楚所谓的“男性写作传统”到底是指什么，这些写作的规则、评价标准、好坏之分的源头究竟在何处。当然对于文学和学术写作的答案可能完全不同。我简单搜索了一下，“男性文学传统”/“male literary tradition” 这个词条给出的结果实在不多，不论是在Google还是图书馆的文献数据库。但另一方面我又本能地怀疑给这种庞大的传统下一个清晰定义的可能性，就像试图用鼻子鉴定空气的化学成分。它的特质只有在面对她者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既然笼统的说不清，就只好从个人入手。我最近小说读得很少，多是华语文学，如果列出印象较深的几位，应该是：白先勇、林棹、王占黑、陈春成、双雪涛。白先勇常常化身为女性角色，当然这也属于男性写作的传统题材之一，写得是否真实我无法判断，但他似乎不只为了顺直男性读者而写。陈春成的小说充满超现实要素和细腻的感受，性别在这里似乎没那么重要。双雪涛身上更明显一些，很多故事来源于男孩/男人的成长经验，但我学识有限，还说不出他的文字承自什么传统。三位男性小说家的写作有什么共同点吗？我倒是觉得林棹和陈春成，王占黑和双雪涛的共同点更多一些。

想来想去，其实我关心的问题是阅读和文化上的亲近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影响。近来我又开始沉迷坂本龙一，从头重听他的唱片，看那两本自述的书《音乐使人自由》和《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NHK的纪录片《Last days》和音乐会电影《Opus》。虽说教授已经离开世界一年多了，我才刚刚感觉到和他亲近起来，逐渐了解他对创作的态度，对世事的判断，还有他的“师承”——不论是音乐上的还是电影、政治、哲学等等方面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吧。把对“男性（文学）传统”的审视放在思想史的框架里，问题就稍微变得清晰了：谁被放大了，谁又被忽视了？这些无形的偏见对下一代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哪些影响？

回到评作业，这也是造成影响的过程。学生时代那些作文如何拿高分的技巧至今仍盘踞在我的脑袋里，写作时偶尔还会听到初中语文老师的声音，想起他按在作文纸上短粗的手指头和红笔画的浪线跟圆圈。那时候写记叙文，为了打动评卷人大家都会把故事写得狗血一点，老师扫完某生的作文嘴角和眉毛都微微扬起来，抬头问道，“这事儿是真的吗？”

没错，“字从何处来”的问题还是要不停追问才行。

我们不断讨论“南方”时，其实是想寻找一种希望。

钟刚

坪山美术馆学术沙龙又在谈南方，但标题里终于带上了“全球视角”。我兴冲冲去听，结果讨论的主体还是只在珠三角，不如说是“珠三角视角”，甚至“深圳视角”、“广州视角”。如果说三年前“南方”这个概念还能激发我做一些反思，或想想个人文化身份的问题，2023年再谈“南方”的定义、所谓南方性、南方艺术家，除了将自我他者化之外，已经很难生发出有效的思考和知识。

听众问到东南亚、下南洋，嘉宾的回应十分谨慎，说里面的关系太复杂，有学者正在研究梳理当中。香港作为珠三角艺术生态中的窗口城市，只有一两句简单提及（香港是不是南方城市？）。珠三角与北京、上海的互动不时出现，大概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再说人地互动，如何定义“深圳艺术家”确实是有趣的话题。坪山做深圳艺术家个展系列，好处在于很少刻意强调谁身上的“深圳性”，而是忠实、准确又有个性地呈现所选艺术家的创作和思考。城市不一定影响创作，但一定影响生活。钟刚这次似乎更关注通过日常实践由身体感知到的生活了。他放了一段陈侗的视频，在市郊农田间开着车，一点艺术都没发生，但人的状态已经解释一切。

“南方正在消亡”，真是很精准的观察。改革开放带来的特殊性早已逐渐消弭，人口流动却从未停止，中国城市新型的同质化又席卷而来。钟刚对成都的诊断是“虚空”，一边是或主动或被动建构的“休闲城市”之意象，一边是与各地逐步趋同的日常生活，中间是断裂的虚空。或许我们不应该用模糊的想象或一个强力的词汇（e.g., “搞钱”）描述任何一个城市，对南方也一样，“南方是一个个具体的地方”。说这句话时PPT上是一碗潮汕牛丸牛肉汤。

相信“南方”者，往往也相信存在一个“北方”。我很怀疑同龄人是否还有北方/中心的概念，不如说现在处处都可以是中心。当然从艺术生态来讲中心的地位依然权威，但人首先没必要把屁股粘在中心，其次中心的生态也在不断变化。北方可以有很“南方”的机构，南方也会出现很“北方”的手段，此二元关系中的两个词汇都变得模糊不清。

我这次回深圳，在越来越不南方的母校走着，想到就是在这里我的想法发生那么多变化和挣扎，于是决定必须对那段时期做一个回顾。我在根本没意识到”南方“这个概念的时候，跑到南方，做了些很”南方“的事，这就已经完全说明了我和南方的关系，希望今后不必再想。

花了这么多年，终于意识到我想事情有一大问题：太跳了。我总想接触更多材料，拿着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词汇去套很多东西过来，但很少去想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尤其是除我之外的人看来这个关系是怎么成立的。

当代文化作业我先是因为看了《青春变形记》想到中国性、移民、文化挪用这些话题，联想到反面典型且非常相似的《尚气》和《功夫熊猫》，决定抽出“熊猫”做线索。本打算论文前面简单介绍熊猫成为符号的由来和如何与中国建立联系，结果这部分故事讲出来已经很完整了，和电影部分拼起来根本连接不上，被老师建议后面的都不要了。

策展这边起因是“虚词”一篇香港菜的文章，回想起去过的几家本地独立书店全都有生态农业的专门书架，再结合疫情几年来买菜做饭的经历，觉得可以做。但是拿着“食”这个词，先想到了当年记忆很深的 V&A 的 Food: Bigger Than the Plate，又从 HEM 开馆展「世间风物」的“人间食堂”部分挑了几个外国艺术家，凑成一撮当代问题组；再回到灵感来源，收集了几件香港农业、食物和文化认同的作品；最后又引用了记忆中何志森的一些社区工作和沈瑞筠在坪山栽的园子，好像是个有点行动主义的结尾。今天和老师一起从头看了一遍，发现三部分很明显根本连不上。

其实也有老师对这些作品不太熟悉的原因在，但主要还是我把自己带得太偏了。美其名曰是概念主导，本质上却和搜索引擎无异：输入关键字，抓取字面意义上的相关结果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在写作上大致意识到了，但构思展览上还没有的：考虑观众。

权游建筑史课那学期上完，我跑去开平看碉楼，因为据说碉楼是中国的“城堡”（有防御功能的有钱人高层住宅），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是《一代宗师》取景地。去景区的前一天晚上住在市区，酒店价格不贵，就订了间挺大的江景房，打开电视临时补课《一代宗师》。

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看王家卫的电影，还不认识导演，剧情也没太看懂，但是感觉到很强的时代感，特别可信。那种时代感不是把大的事件从天上压下来，而是来自每个角色的私人历史中相联系的部分。另外也让我察觉到一种“南方”和“北方”的结构，以及这个结构在那个时代是怎样显现、被强化或者受到挑战的。

当然这些都是现在才反应过来，估计再重看又会有不同的感觉。只是那个时间点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清晰。过两天要交一篇文化研究视角的王家卫影评，从《重庆森林》、《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里选，但我大概不可能写好，因为看这三部片子都没有那么直接的感觉，以我贫瘠的香港经验也很难与世纪末的香港同调。

上周得知在香港住了 18 年的外籍老师要放弃教职离开了，当时她建议我不要毕业马上回内地。我感觉自己状态有点悬浮，一方面还有些时间，但想问题和做事情却见识和能量远远不够，抓不牢真正重要的东西。像是体测引体向上，结果挂在单杠上和老师干瞪眼。写的东西也越来越差，中文还不会写就去写了一年英文，大部分时候又在偷懒。最近又胖了。

今天老师找来客座嘉宾和大家聊天，是个学者型行动主义独立地下音乐人，不过他觉得文化的事最好别谈管理先，上来把事办了再说。要是成天忙着跑前跑后、找钱找政府找人背书，最后搞出来的东西谁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又谈当今大众的品味，都被“消费主义流水线生产文化超市”限制死了，不像西方年轻人总想着自己生产点什么乐子。

入学一个月了，我好像也没搞清楚文化管理到底是啥。预想中是艺术史+管理学实操+泛策展，结果这些都没有。几门课的老师各自为政，A课每节都飞快掠过一百个议题，B课像是给政策制定方培训，C课基本上是艺术角度的现当代文化社会批评（算是比较深入），D课是老油条摸摸鱼讲讲ppt带点行业趣事。

可能是我的理科背景加建筑和人类学爱好作祟，感觉很多case和point都只想把核心问题揪出来完事，比较有趣但不太直观的东西就无视了。务实程度也几乎为零，预算/写本子也不会教，活的艺术家的影子都没见过。

不过乐观的方面也还是有的，至少学校有些资源，城市足够丰富。况且今年M+要开门了，形势之下有很多变化正在发生，参与式观察逐渐变得有趣而必要。

那我呢，我总喜欢把自己麻痹了埋在里面，但异质感还是会冒出来，而新鲜空气也永远伴随着那个问题——”What’s next?”。坑不是一下子就能蹦出来的，摸久了就又滑到另一个坑里。忙来忙去，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变聪明了吗？还是更懒更糊涂了？越发搞不清学的和做的之间的关系了。

不过幸好吃得够好，饭后钟摆荡到至福那头之后再荡回来，就到阶段性反思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