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随机波动编的那本《格》，被一篇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文章《痛苦和笔》引发了一些问题和苦恼。费兰特是意大利小说家，本文选自来自她2021年在博洛尼亚大学 Umberto Eco 讲座的讲稿，收录在书《页边和听写》（I margini e il dettato）中，中文版由陈英翻译，并配以绿鸭创作的插画。讲座已经在YouTube公开，并非由她本人登台演说，而是请了一名演员Manuela Mandracchia 代劳。
讲座的主视觉和书的封面一致，图中一名小小的黑衣女子站在巨大的稿纸上，脚尖抵着一条似乎代表页边的红线，纸外便是黑暗的虚空，正对面的空中两个白色的光点好像眼睛一般注视着她。
在《格》这本MOOK里，本文以黑色的宋体字印刷在粉色的彩纸上，翻起来有种亲切感。同样有两道红色的竖线划出半页纸宽的空间，除了引用之外的正文都印在这两道边界线之间。读到这篇文章，已经是《格》的第III部分，格的存在越来越抽象，从几何概念到物质文化、再到人受到的控制和规训。而这篇处理的是关于写作，或者说身为女性要怎样写作的问题。
费兰特从一个小女孩向她展示自己的“书法”写起，谈到长大后越写越整齐、规矩的过程，但同时又“感受到一种失去、浪费”，因为写出的文字总是无法准确地捕捉脑内所想。于是她求助于大量的阅读与模仿，却逐渐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男性的文学传统之中，被男性作者的价值判断左右——“假如我觉得自己写得好，我就要向男人那样写作。” 但她感到这样远不能表达自己，于是开始寻找另一种打破常规的、由内心激发出来的写作方式。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几周评作业的经历。几十篇千字上下的英文小论文读毕，少有真正觉得不错的。班上的同学多成是女生，是否因为我本人的男性视角而做了不够客观公正的判断？男生的作业也没有让我更欣赏一些，我是不是又借着男性的写作传统与标准来审视他们的文章？幸好我的评分只是给一位女性任课教师加以参考，但那些男性的任课教师又要如何平衡这种视角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制定明确的评分标准。作为课程作业，文章要证明学生从课堂讨论与阅读材料中学到了东西并有所反思；作为一篇独立的议论文，要有清晰的主题和结构、严谨的论证、原创性的思考。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要评判主题有无新意、论证是否使人信服，如此种种的价值判断到底有没有超脱“男性写作传统”所制定的标准呢？
再想下去，就必须先搞清楚所谓的“男性写作传统”到底是指什么，这些写作的规则、评价标准、好坏之分的源头究竟在何处。当然对于文学和学术写作的答案可能完全不同。我简单搜索了一下，“男性文学传统”/“male literary tradition” 这个词条给出的结果实在不多，不论是在Google还是图书馆的文献数据库。但另一方面我又本能地怀疑给这种庞大的传统下一个清晰定义的可能性，就像试图用鼻子鉴定空气的化学成分。它的特质只有在面对她者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既然笼统的说不清，就只好从个人入手。我最近小说读得很少，多是华语文学，如果列出印象较深的几位，应该是：白先勇、林棹、王占黑、陈春成、双雪涛。白先勇常常化身为女性角色，当然这也属于男性写作的传统题材之一，写得是否真实我无法判断，但他似乎不只为了顺直男性读者而写。陈春成的小说充满超现实要素和细腻的感受，性别在这里似乎没那么重要。双雪涛身上更明显一些，很多故事来源于男孩/男人的成长经验，但我学识有限，还说不出他的文字承自什么传统。三位男性小说家的写作有什么共同点吗？我倒是觉得林棹和陈春成，王占黑和双雪涛的共同点更多一些。
想来想去，其实我关心的问题是阅读和文化上的亲近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影响。近来我又开始沉迷坂本龙一，从头重听他的唱片，看那两本自述的书《音乐使人自由》和《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NHK的纪录片《Last days》和音乐会电影《Opus》。虽说教授已经离开世界一年多了，我才刚刚感觉到和他亲近起来，逐渐了解他对创作的态度，对世事的判断，还有他的“师承”——不论是音乐上的还是电影、政治、哲学等等方面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吧。把对“男性（文学）传统”的审视放在思想史的框架里，问题就稍微变得清晰了：谁被放大了，谁又被忽视了？这些无形的偏见对下一代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哪些影响？
回到评作业，这也是造成影响的过程。学生时代那些作文如何拿高分的技巧至今仍盘踞在我的脑袋里，写作时偶尔还会听到初中语文老师的声音，想起他按在作文纸上短粗的手指头和红笔画的浪线跟圆圈。那时候写记叙文，为了打动评卷人大家都会把故事写得狗血一点，老师扫完某生的作文嘴角和眉毛都微微扬起来，抬头问道，“这事儿是真的吗？”
没错，“字从何处来”的问题还是要不停追问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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